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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称赞的全能人才,李克农得力助手,隐蔽战线走出的开国中将

2018-11-10 05:25| 发布者: 尘封记忆| 查看: 295| 评论: 0

摘要: 文/宋凤英刘少文,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辗转于国民党统治区,完成党赋予的多项任务,奋战在统战、情报工作一线,足迹遍 ...


文/宋凤英

刘少文,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辗转于国民党统治区,完成党赋予的多项任务,奋战在统战、情报工作一线,足迹遍及港澳、重庆和上海等地,于无声处胜有声,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经济建设,参与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的制定,对党忠诚,宽厚待人,为捍卫国家安全、发展国防和军事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9月,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投身革命洪流

1905年12月29日,刘少文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今信阳市狮河港区)王家岗夏家冲刘家老湾。他两进私塾两进小学,写得一手好字。1919年入读距家9公里的陈家庙高小,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刘少文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运动。1922年在开封二中读书。1924年刘少文的中学同学、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马培毅,经常向他介绍《新青年》《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刘少文受其影响,与二中同学吴芝圃以及开封第一师范冯品毅等组织了“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成为河南省城开封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1925年2月,刘少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党右派开始活跃起来。刘少文、吴芝圃以“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名义,印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传单和小册子。1925年6月,在有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王若飞监誓并讲话的仪式上,刘少文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任中共二中支部书记。五卅惨案发生后,作为开封学生联合会常务干事,代表河南学生赴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7月,任共青团开封地委候补委员。10月25日,刘少文参与组织开封学生发动游行示威,河南省督办岳维峻责令开封警备司令将其逮捕。经学生据理力争,刘少文当日被释放。党从培养中原地区革命后备人才出发,选送刘少文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学习期间,刘少文中文名刘国章,俄文名福格尔。先修习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又学习俄语。1927年2月,大革命形势危急之时,刘少文受组织委派,担任以米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翻译,随团回国参加大革命。到达上海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上海滩头一片白色恐怖。刘少文等又分散乔装到达当时国共合作还未破裂的武汉,出席中共五大。接着又与苏共代表团成员一起去长沙帮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作,又逢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刘少文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才躲过一劫。在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期间,刘少文使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及时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映给苏共有关人员,促使共产国际决定“应该讨论陈的去留”,为扭转中国革命时局尽心努力。

1927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任秘书,负责国际联络工作。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罗米那兹临行前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辞行,都由他担任翻译。此时他的父亲刘黼堂,1927年冬参加中共豫南特委领导的四望山农民暴动,1928年2月英勇就义。刘少文忍住悲痛,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出任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并管理有关经费。他同罗米那兹联系,为中共中央领导同共产国际代表谈话做翻译,日共总书记佐野学到上海后的重要活动,他都参与安排,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所支持的王明所掌握。王明对刘少文示好,以便拉拢。刘少文看到王明把富有斗争经验的瞿秋白等排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时,心里不以为然,从而在思想上与王明拉开了距离。



◆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一部合影。后排左六为刘少文。

1931年4月,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急令刘少文转移。6月,刘少文被任命为巡视员前往陕西。经过调查研究,他帮助改组了陕西省委班子,并助其组建了西安市委,加强了陕西地区党的力量。在北平疗养肺病期间,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他不顾身体虚弱,化名刘志诚,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委书记柯庆施取得联系,被任命为中共前委委员。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成立后,刘少文担任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18师政治部主任。他和许权中、张曙时等共产党人四处奔走联络,为这段“抗战壮史”增添了许多声色。

1934年2月,刘少文辗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有“武记者”之称,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周恩来称赞他说,既能秘密书写(秘书),又能提纲挈领(主编),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导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刘少文参加了长征。

长征路赤诚心

湘江战役后,红军付出了惨烈代价。在这个紧要时刻,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刘少文担任会议记录和秘书工作,经历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一章。多年后,刘少文回忆起这一幕,依旧心潮澎湃。会后,他继续担任中革军委直属教导员,在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艰难行程中积极做好电台、机要、警备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9月,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看中刘少文的旅苏履历和与共产国际负责人的交往,张国焘有意拉近刘少文,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当朱德将此消息透露给刘少文时,刘少文断然拒绝。朱德指示他暂时“隐忍”,刘伯承则叮嘱他将“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刘少文巧妙周旋,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营救了很多同志。1936年春的一个傍晚,他只身来到新闻台,对台长罗若遐说:“你和张令彬、杨梅生已上了张国焘的黑名单,你们要赶快停止交往。”

4月,张国焘将刘少文从“秘书长”的位置上调开,派到甘孜一带做少数民族工作。刘少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5月5日,波巴(藏语,意为藏族或藏人)依德瓦政府成立,在红军北上安置伤员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7月1日,红二(红2、6军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国焘一直未停止分裂图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刘少文以他记录的张国焘分裂活动为根据,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进行汇报。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刘少文出任秘书长。他跟随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展开坚决斗争,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分裂危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既定目标。途中,对受张国焘迫害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原秘书长廖承志、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教员罗世文、红32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都曾提供帮助。刘少文还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批判其反党错误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系统证据。

10月,刘少文随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两军战友激动万分。为开好联欢会,刘少文亲自搭台子,布置会场。11月21日到22日,红军三大主力协同作战,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刘少文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派宣传队到前线慰问演出,并对国民党军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展开攻心战。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友军行动,红二方面军奉命南下进驻同官县(今铜川市)陈炉镇。组织上单独分给刘少文一口窑洞,他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同大家住在一起。从投身革命到长征陕北,刘少文无愧是战友们称道的“丹心献革命,党难见忠贞”。

上海“八办”显留声

七七事变后,刘少文奉调到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工作。1937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设立,刘少文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主持内部工作,建立电台、处理文稿、接受捐赠物资等,其中就有《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负责的电台。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陪同潘汉年看望“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宣传中共的主张。沈钧儒深受感动,代表“七君子”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上海“八办”公开办公后,特别是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慰问信、捐赠的药品和物资纷至沓来。期间,刘少文还负责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和中共闽浙临时省委的联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文在上海建立的交通站“福民食品社”旧址,地点在上海威海卫路。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上级指示,已开始筹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潘汉年、刘少文细致考虑,经办了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人的撤退事项。夏衍曾回忆说:“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沈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安排下,上海“八办”安排宋庆龄由中共党员李云陪同,于1937年12月23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37年12月底,潘汉年赶赴香港,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逐渐转为秘密活动。他居住在法租界,依然同各抗日团体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他直接联系一些上层统战人士,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吴耀宗,相见讨论达14次之多。他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筹备工作负责人吴大琨有较多的接触,还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家,向上海妇女救国会骨干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刘少文引介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募集龙头细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移交新四军,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刘少文还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刘少文会见斯诺,对书中的照片和内容做了注释,亲自修改译文。为应付租界的阻挠禁毁,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他还通过文化界的秘密党员和进步朋友组织出版《译报》《长征画册》等进步书刊。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鲁迅的六七百万字文稿,随时有被日本人掠夺的危险,刘少文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赞助出版《鲁迅全集》。在我国至今有着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刘少文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梅益翻译完成的。刘少文还把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写的《红军在前进》交给梅益翻译,发表于《文汇报》。1939年底,刘少文赴延安汇报工作。

铺设秘密交通线

1940年7月,刘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他除保持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的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

1940年春天,潘汉年已先行来到香港,传达党中央已确定的“必须打进日伪搞出情报”的方针。潘汉年领导的机构有意与日本在香港的特务机构进行接触,他还通过剪贴报纸的方式制造了一些假情报,以换取日方情报。为慎重起见,每次出“货”(即假情报)之前,潘汉年都先和廖承志、刘少文一起审核,对日军进行了鲜为人知的情报战。



◆上海解放初(左起)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合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后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在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以及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日军登报表示要与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合作”,对提供信息者予以重赏。此时,只有刘少文掌握的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刘少文派妻子罗晓红寻找廖承志,中共工作人员间的联系得以恢复。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周恩来专门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们的费用,均由你们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经过研究,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选择了三条主要撤退路线。在日军宣布每天上下午居民各有2小时可以通行后,1942年1月9日,这些爱国文化人士化装成“难民”,有邹韬奋、茅盾夫妇、廖沫沙、于伶等,分组通过重重关卡到达港仔海边,登上小木船被送上大游艇。1月29日,又在西路组织护送了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等人。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的协助下,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终于将抗日爱国人士秘密撤港。当他们安全出现在后方时,日军面面相觑。营救工作得力,刘少文受到周恩来专门致电表扬。

1942年6月,上海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刘少文对其主管的内地交通工作做了部署,把一批交通人员送往新四军,抓紧在沦陷区石家庄、天津、开封、张家口、徐州等地创建秘密交通机关,要求报务员李白在上海长期埋伏,解决职业掩护问题。同时刘少文注重发展侨运和港澳事业,1941年7月,香港侨务通讯处已与泰国、越南的侨领恢复联系。

1942年10月,刘少文回到重庆,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等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叶剑英命秘密交通干部孙友余布建了川陕秘密交通线。刘少文接手后,着手组织开辟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地区的秘密交通线,领导了川陕线的续建。他将孙友余等创建的巴山石墨制品公司改组为中国工业原料公司(简称“中原公司”),以经销矿产品做掩护,把川陕线向北推进到四川北部城市广元和陕西郿县,接上与西安的关系,并寻找了一条通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以备用。

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准备撤退到川康边境一带。刘少文派出秘密交通人员去川康边境的马边,以探采青铅、石棉矿为掩护建立据点。他还领导铺设了川鄂秘密交通线,后来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多批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在重庆,他还领导执行党的秘密任务的商业机构——广大华行,实现了华行由交通、掩护工作机构到第三线秘密工作机构的重大转变。华行拓展与美英的贸易往来,与国民党中统扩大联系。1944年,广大华行分行在美国纽约成立,1947年与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果夫“合作”组建了中心制药厂,陈果夫为董事长。刘少文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对国民党失望的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聚集了人才。



◆上海解放后,刘少文(左)与熊志华在上海礼查饭店。

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他精心组织,陪同毛泽东接见爱国民主人士。9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举办的鸡尾酒会。刘少文等仔细勘查,布置“新华日报社”等工作人员在酒会举办地一带“执勤上岗”。由于情报工作出色,中共中央掌握了国民党的谈判预想,在重庆谈判中争得了主动权。1946年2月28日起,刘少文以周恩来秘书的身份,随同周恩来和军事调处三人小组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中共代表出谋划策。

领导上海隐蔽斗争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派刘少文回到沪宁等地,为中共代表团的迁移做准备。刘少文在上海与赵平、熊志华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廖梦醒取得联系,组建了3个情报网、1个交通站、2部电台。交通站由熊志华负责,以威海卫路上的福民食品社为据点,下辖几条外省交通线。3个情报网各自独立,侦察触角伸向华东、华南国民党党政军系统的要害部门。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刘少文是委员之一,负责上海周边及港澳地区的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即秘密战线斗争。他领导中共在上海的中央地下档案库工作,1946年四五月间,将中央急需的部分档案设法转运到延安,建党以来的珍贵党内文献得以完整保存。领导了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工作,使之成为中共编辑出版经济通讯稿件的宣传要塞。

1946年5月18日,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周恩来公馆”)设立,刘少文任副书记。他改扮成商人,穿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淮安,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商讨工作协同事项。随后,刘少文组织向华中军区输送了数百名干部、知识青年、技术人员。6月26日,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驾驶B—24型轰炸机起义抵达延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此前正是通过刘少文系统电台将起义之事报告给中共中央,刘少文亦受中共中央指令,组织为刘善本在上海的家属送信和接济生活费用。



◆1951年7月,刘少文(前排右一)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

刘少文抓紧时机布置秘密工作网点,抗战胜利初,他指示孙友余去上海调研,先在成都北路修德新村设立中原公司办事处,陆续将中原公司人员东移。1946年初,又指派孙友余等在天津市繁华地段万全道设立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在上海与一位电瓷生产专家合办了中华窑业厂,在湖南醴陵设厂生产电瓷,销售给上海扬子电业公司及华通等电器厂。通过刘少文的运作,以孙友余为首的中原公司形成了从长沙、武汉到上海、天津的一个网络,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财力,随时可供党的秘密工作使用。

经过艰苦的经营,刘少文的情报系统已深入到国民党的陆、海、空军及后勤、特务系统,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获得蒋介石准备勾结美国积极准备内战以及大量的国民党军数量、驻地、战斗序列、武器装备和作战计划、总结,获取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国民党区经济状况、军统组织架构和密码、国防部第二厅的潜伏活动,以及特务机关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黑名单等材料。对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等开展了策反工作;与桂系、湘系军阀取得了联系;设置了3个地下电台;创建了一个事业系统——中国原料公司及中华窑厂;建立了一条海外交通线。刘少文领导的情报系统,成为中共中央倚重的情报来源之一。

1948年10月1日,刘少文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不久他列席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4月,刘少文随解放大军南下,协助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对上海地下党里应外合迎解放作了周密部署。5月27日,他随军进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将预定的财政接管工作落实得井井有条。他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轻纺工业恢复和生产。1952年3月,任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参与了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1955年9月,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6月,刘少文复出,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一职。他在其位谋其政,尽自己所能为军队现代化奉献心力。1987年4月10日,刘少文在京长逝,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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