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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09日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参与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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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9 00:20: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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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第1个参与“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活动,获得了3 同心币!
今日我阅读的经典是:
  我国各民族都有良好的尊老敬老的风俗习惯,而一些少数民族更具有本民族独特的敬老习俗和礼仪。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朝鲜族,其传统的“花甲宴”“回婚节”“老人节”等,都是为老人量身定制的节日。藏族群众过藏历新年时,全家吃古突(用粮食、蔬菜等九种食物做的九宝饭)辞旧迎新的时候,总是先请老人吃第一碗。初一黎明,家中最小的姑娘媳妇总是抢先背回第一桶水,调制成酥油茶敬献给老人,以此表示晚辈对老人的孝敬和祝福。
  云南是全国世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世居于此的各个民族都有尊老敬老的传统习俗,世代相承,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虽各有千秋,但都闪烁着人性美和人情美。
  先说说布依族的“老人房”。在云南曲靖市罗平县多依河两岸布依族聚居的每一个村寨的最高地点,都有一幢独特建筑——老人房。相传远古时,布依山寨中有一家生活着母子俩,儿子不孝顺、折磨母亲,一只豺子便吃了逆子后把老母抬到寨子最高的地方安置好。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第一个属兔日,于是,寨主召集寨民在这里盖起“老人房”,从此年年祭祀。祭“老人房”是布依族最隆重的祭祀仪式:祭祀时,由两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扮成寨神坐在老人房内,参加祭祀的全寨成年男女要沐浴、更新衣、杀猪宰鸡祭献,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而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江尾乡河尾村,白族老人们要在“耆老节”坐“花轿”。这是从祖辈就流传下来一种习俗: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这一天,为“耆老节”。在这一天,凡村里年满70岁的老人,都披红挂彩,穿戴一新,被请进披上红绸、装饰讲究的轿子内,然后由村里的青年抬起轿子,敲锣打鼓,全村男女老少都跟随在轿后,游村一周后,再把老人抬到村公所宽敞的大院内。院里已摆好了酒席,凡村里70岁以上已经坐过一次“花轿”的老人,都已事先被邀请入座了。待“花轿”把刚满70岁的老人抬进院内入席后,晚辈们都来向老人们祝福。然后,让所有老人都高高兴兴地痛饮这“耆老节”的喜庆酒。
  在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彝族村寨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让路词》:“窄处相遇,让路有律;老重我重,应我避让;我轻老重,热心帮忙;老轻我重,亦应我让;学会让道,心地贤良;跟老人抢道,性如豺狼”。受《让路词》的熏陶,彝族村寨都具有尊老敬老的美好风尚。小孩子过生日,父母可能只给他们煮两个鸡蛋就算了,但老人过生日则要隆重庆祝。老人年满60岁这一天,晚辈要杀鸡宰羊备办酒席,给老人做“花甲大寿”。亲朋好友们则会带上“寿比南山”的贺联,提上合老人胃口的食物,拿上给老人特意缝制的衣服,来向老人祝贺。有的人家还要请一班唢呐队吹奏吹奏,或晚上放两部电影来请全寨人看看,以示庆祝。
  而傣族人则非常乐于赡养老人。傣族的大家庭一旦分了家,家中的老人要跟哪个儿女生活,全由老人决定。无儿无女的老人,可以投靠祖辈上有瓜葛的亲友,被投靠的晚辈要把老人视若亲生父母,有的甚至以父母相称,并为其养老送终。
  此外,在云南,景颇族每年初秋时节都会举办隆重的“敬老会”。青年们打响火枪,放爆竹,争着请村寨里的老人到自家竹楼做客,接受敬酒。黄昏时分,人们集体跳起“敬老舞”。而每年农历腊月十五则是哈尼族的“敬老节”。清早,老人梳洗后换上新衣,准备欢度自己的节日。成年人在家杀鸡宰鸭,筹备美餐。小伙子要将小松树栽在过节的坪场周围,姑娘们挑来清水给小松树浇下定根水,以祝愿老人们像青松一样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忻州同心网客户端温馨提示,您阅读的文章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61234052-1.htm。。

全文链接:云南少数民族如何敬老
我的评分:★★★★☆ (4分),我的表态:品读
我的读后感:
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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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9 00:55:04 | 显示全部楼层

2019年05月09日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参与贴


今天我第2个参与“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活动,获得了5 同心币!
今日我阅读的经典是:
1935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土司议政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民族地区有关问题,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图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卓克基镇。                 资料图片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众多少数民族发生空前频繁密切的接触,遇到大量艰苦复杂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红军长征的胜败。为了搞好民族工作,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党和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发出了大量的指示、决议、布告等,重申或制定了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具体规定了民族工作的各项原则、内容和方法。

  一、关于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明确提出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对民族工作领导”的主张。在思想领导方面,提出了“要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尤其要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在政治领导方面,提出了“加强党对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使少数民族斗争与中国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号召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在组织领导方面,提出了“吸收最觉悟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根据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在一些民族及其武装队伍中建立党组织,而在另一些民族中暂时只建立党的外围组织”。

  (一)在思想领导方面,提出了要对少数民族进行共产主义、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党和红军宗旨的宣传教育

  1934年11月,红军政治部提出,“在瑶民中间共产主义的宣传是必要的”,“在一切实际斗争中,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所有的瑶民群众,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瑶民的民众得到最后的解放”。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帝国主义完全相反,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殖民地的奴役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也指出:“要深入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

  (二)在政治领导方面,号召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回族人民要“同我汉族人民建立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和蒋介石及其统治,这也就是我们对回民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三)在组织领导方面,提出了要在各民族中吸收最觉悟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根据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在一些民族及其武装队伍中建立党组织,而在另一些民族中暂时只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大力发展各类群众组织

  1934年11月,红军政治部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在瑶民中间应该不断吸收最觉悟的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回民中不成立共产党的组织,于必要时可由回民中最觉悟积极的先进分子,来组织回民自己的政党为人民党,我们只能吸收其个别的最积极觉悟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当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提出:“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由回民中最先进的分子组织回民自己的党——革命党人民党,我们只吸收个别最觉悟分子入党。”当年10月,毛泽东、杨尚昆提出:“回民武装为回民抗日军及抗日游击队,回民队伍中应有党的组织,并注意培养回民干部”。

  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也提出:“在番人中一般的组织共产党是不大适合的,所以主要的是发展番人革命党和番人青年团的组织,对于个别最进步的分子可吸收入共产党。”

  二、关于民族工作的地位

  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问题,重视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把它看作是对于实现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乃至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要求全党全军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不知疲倦地开展民族工作,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并把学好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作为共产党员和好战士的标准之一。

  (一)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长征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重视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随后又进一步指出,这一工作对于实现党的战略转移任务具有决定意义,要把它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4年11月,长征开始仅1个多月后,红军政治部就发出《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了党对苗瑶民族的基本主张,提出了要争取苗瑶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1935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中指出:“争取夷民群众,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的训令》中提出:“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有决定的意义。”当年5月,《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严厉地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愚蠢的偏见。”当年7月,《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为了决战的胜利,必须加紧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争取他们在我们的周围是取得战争胜利,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重要步骤,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觉地来参加这个工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口号是:“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长征后,我们党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工作地位的认识,不仅把它提到了战略高度,而且还列为共产党员和好战士的标准。

  (二)民族工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意义

  1935年8月,在毛儿盖附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第一次把民族工作提到了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与前途的高度。这次会议把“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作为七大问题之一写进了党的决议中,并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三)民族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基本任务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党一再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全党全军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基本任务认真完成。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蒋战线上来,为回民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当年5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也指出:“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军队、抗日先锋军素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为了发动内蒙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必须在蒙古区域中进行艰苦的工作,“必须认识这种工作的重大意义与前途”。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过程中也多次强调了争取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建立抗日反蒋革命联盟的重要意义。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就是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拥护,则不仅对于目前我们行军作战产生许多不利,并且毫无疑义的,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也将要遭受巨大的困难”。当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指出:“所以与番族建立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对加强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具有极伟大意义的。”“主力红军已进入番族区域,如果我们不争取番民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任务。”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争取广大回民群众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抗日红军进行兄弟的联合,建立共同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这不能不是我们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的中心任务之一。”1936年8月,彭德怀在关于西征地方工作总结的训令中指出,要“正确的执行民族政策,加紧回民工作”;“坚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办,争取整个回民到抗日战线上来,是目前回民工作最基本的路线”。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指出:“广大的蒙民回民环绕在苏区的周围”;“争取这两大民族到抗日讨逆的战线上来,是陕甘党迫切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工作地位的论述表明,党在长征时期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解决民族问题的紧迫性和争取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意义。这不仅同长征时期紧迫的民族工作需要直接相关,而且同这一时期大量、频繁、复杂、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实践密切相关。

  三、关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组织形式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继续坚持联邦制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同性质的少数民族政权组织形式。

  (一)不同性质的少数民族政权组织形式

  在发展阶段上,以1935年8月沙窝会议为界,前一阶段主要是主张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后一阶段主要是主张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建立各种类型的政权组织。

  在政权性质上,大体上提出了4种类型:一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二是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三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各民族联合政府,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民族自治政府等。另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活动的日益加剧,党中央于1937年2月明确提出,“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长征开始刚一个月,红军政治部就发出《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提出了可由少数民族自己选择的三种政权组织形式。“至于瑶民在自己的区域内是否愿意建立苏维埃政府,自成为瑶民苏维埃共和国,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域,或建立人民政府,那完全取决于瑶民自己,由瑶民自己决定”。

  沙窝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也多次提出了要成立不同性质的少数民族政权。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领导番民独立解放运动,实行番民自决,番民有权组织自己的政府和波巴依得瓦共和国”;“居住在波巴共和国领土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回汉人民)集团居住在五十户以上者,得组织自治区,设立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受县以上波巴政府的指导”。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我们对回民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回民自决,回民自治,成立回民自己的政府和回族人民的共和国。”当年8月,彭德怀在关于西征地方工作总结的训令中也指出,“回民政权组织目前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除了回奸外都有选举权”;“在回汉杂居的地区,若某区乡中有几个乡或村是回人,几个乡或村可组织自治政府”。

  (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1935年8月,我们党在沙窝会议上在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前提下,不点名地批判了张国焘过早组织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的错误,并提出了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

  随后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一再重申了多种形式、多种性质的少数民族政权组织模式。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处的情况,用以下两种方式: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当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当年10月,毛泽东、杨尚昆在关于回民问题的一封电报中提出:“在完全为回人的乡或区内组织回民自治政府,凡愿意谋民族解放的人阿訇也在内,均可加入。在回汉杂居的区域中,这种回民自治政府仍加入苏维埃,在此种苏维埃组织中须成立经过选举领导回民委员会,并与回民有关之一切决定,必须取得该委员会的同意才好进行。”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阴谋活动的日益加剧,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宣传少数民族“民族独立或分裂”的负面影响,明确提出这是“不妥当”的,并强调了各民族的“自由联合”。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当年3月,周恩来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中指出,“使中华民国真正成为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当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问题致共产国际电》中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平等权及其自决权,以组成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三)提出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布的《解放苗族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政策文件。1934年7月,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纲领政策文件。1934年12月2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是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作出的第一个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这三份文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从最初理论性地提出《解放苗族决议案》,到后来实践性地提出《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历程: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务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从理论到实践、从“照搬”到务实,苗瑶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的“试金石”。这一系列的文件连同后来的宗教政策一起,筑起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丰碑。

  1934年5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7月21日至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六项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是黔东第一个关于苗族问题的法规,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武装、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消除民族隔阂等一系列主张;破天荒地提出苗族及黔东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和根本前途,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苗族同胞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黔东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开创与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在黔东内外广大地区和所有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6年6月,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交界的豫旺县城,建立了豫旺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随后,他们又解放了海原地区,这时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专程来到同心,并组成了以李富春为首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当年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同心县清真寺召开,各地回民代表、回民教主、名流等各界人士300多名参加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条例》、《土地条例》等自治法规,选举产生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回民马和福、李存德当选为自治政府正副主席。这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府。豫海回民自治政府也是以工农为主体,包括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人民革命政权。

  四、关于建立少数民族武装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时期,一再申明红军是以解放各族人民,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人民军队,号召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到红军中来;阐明了建立少数民族武装的必要性及少数民族武装的任务地位,号召各族人民武装起来,组成各种类型的革命武装,开展抗日救亡斗争;还提出了要争取回军等地方性民族武装,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组成同盟军。

  (一)建立单独的少数民族部队

  为了得到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持与帮助,为了给红军不断补充新鲜力量,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通过发布宣言、公开信、口号等,向各族人民宣传了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和任务,指出它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解放各族人民,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革命武装,号召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到红军中来。同时提出,为了照顾少数民族指战员的风俗习惯,要建立单独的少数民族部队。1934年11月,红军政治部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提出,“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我们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为着瑶民民族的澈底解放而斗争”;“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

  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提出,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1936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中提出:“我们应在号召回民独立,回、汉共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下,争取回民加入红军。”当年中革军委在《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给四方面军的指示》中提出,“在难民和灾民回、汉、蒙人中大大扩大红军”。

  1935年,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告回番民众》中也提出:“红军是保护回番民族工农穷人的军队!红军是帮助回番民族解放的武装!红军是保护回番民族不当亡国奴的军队!拥护红军参加红军!”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应当使回民知道,中国抗日红军不仅是汉族人民的军队,也是唯一援助回民独立解放的军队;应当使回民知道,与中国抗日红军建立抗日反蒋联盟是唯一真正解放回民的道路。”

  (二)党和红军提出以民族成分单独组建红军部队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有大批少数民族子弟不断加入到红军中来,他们当中不少人有特殊的民族风俗习惯。为了照顾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民族宗教感情,党和红军提出了要以民族成分单独组建红军部队。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百倍努力巩固新战士》一文中提出,回民不吃猪肉是他们的宗教习惯。所以,对回民的新战士我们不仅不能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反之,我们应当注意为回民另外组织伙食单位,打土豪的应当注意分给他们牛肉。夷民的生活习惯、语言也与我们不同,因此对夷民新战士,可单独组织排班训练。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从回民中扩大的红军新战士必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开始即成立单独的编制,成立回民抗日军,初期属于红军的统一的指挥。”当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提出“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更是严肃指出:“对参加红军的回民同志,应采取正确的态度,他们可单独起伙食,绝不应当勉强他们吃猪肉,不准在他们面前故意侮辱他们或讥笑他们的习惯,只要是对他们有了丝毫的侮辱或讥笑,都是帮助敌人欺骗宣传的犯罪行为。”当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中提出:“估计到他们生活习惯上的许多特殊条件(如不吃猪肉),为回民新战士应单独组成连、排或班自办伙食,开始不应阻禁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习惯。”

  (三)加强党对少数民族武装的领导

  为了发动、组织和武装各族人民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抗日救亡斗争中来,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向各族人民阐明了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及少数民族武装的任务地位,指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了推翻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必须拿起武器,组织抗日军、自卫军、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同时,还提出了要加强党对少数民族武装的领导。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民众要战胜全副武装的英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本地统治阶级,“必须还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军、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的斗争,以便保护群众的斗争,以便巩固革命的政权,以便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1936年5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1936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中提出,“还可采取特殊方式来组织他们参加抗日反蒋战争。如用回民独立、回民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少年队等名义去组织他们”;“这些回、番民的武装组织的社会基础应带着更宽的民族性,即是一切愿意回族独立解放和愿意抗日救国的,不论其社会成分,都可吸引其参加,惟其领导骨干必须注意建立在贫苦的阶级身上”。当年10月,毛泽东、杨尚昆在一封关于回民问题的电报中提出:“回民武装为回民抗日军及抗日游击队,回民队伍中应有党的组织,并注意培养回民干部。”当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番民中的武装有两种,一是番民自卫军——波巴自卫军,它又分脱离生产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另一种是骑兵队,这是半军事的青年组织。

  (四)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争取和团结回军等地方性民族武装,同他们结成抗日同盟军,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主张。

  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提出,“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苗、瑶弟兄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回民与争取回军工作要密切的联系起来,发动广大回民要求与回军联合红军抗日讨蒋,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我们打回军亦要是为着争取回军与红军联合抗日讨蒋,为回族解放而斗争”。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行动标语大纲》中也提出:“联合回军实行抗日保护西北!”“回军官兵弟兄!联合抗日红军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回军官兵弟兄!联合解放回人的抗日红军!”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对这些带地方民族性的军队在其不坚持与红军作战时应在政治上号召他们加入中国抗日联军,共卫西北,出师东北打日本,在某种情况下,可宣传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曾赞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不仅对于中国革命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对于中国民族团结塑造意义非凡。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与中国少数民族全面接触,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正确的民族纲领,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也正是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国情,开始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始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对长征的贡献和历史地位”(2016MKSZYXY02)阶段性成果;中央民族大学柏年康成基金资助课题。】

。。

全文链接: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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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后感:
平等是民族团结之本,和谐是民族发展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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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9 01:28:52 | 显示全部楼层

2019年05月09日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参与贴


今天我第3个参与“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活动,获得了4 同心币!
今日我阅读的经典是:
  牧业经济是蒙古族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根据家畜的不同特征和季节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放牧习俗,即四季游牧。即牧民根据季节、气候、草场、牲畜及人的情况,在草原上有规律地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适合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习俗。这种逐水草而游牧的方式,一可增加牲畜的膘情,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二可轮歇草场、保护草场。蒙古人把牧场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草场,即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冬营地。在正常情况一年之中游牧四地。
  四季游牧营地的选择
  
  各个季节的气候和牲畜的膘情不同,选择春、夏、秋、冬营地的条件也各不相同。春季对牲畜是最为严酷的季节,经过了寒冷、枯草、多雪的冬季,牲畜膘情大为下降,抵抗能力减弱。因此,春营地要选择可以避免风雪灾害的草场,以利达到保膘保畜的目的。夏天为了增加牲畜的肉膘,要选择山阴、山丘、山间平川的细嫩草场,同时要注意有山顶、山丘可乘凉。秋季是为了增加牲畜的油膘,要选择草质好、凉爽的草场,以增强牲畜的耐寒能力。冬营地主要是为了保护牲畜安全度过严寒而漫长的冬季,要选择山阳地带,要特别注意牲畜的卧地。俗话说“三分饮食,七分卧地”,说明冬天保膘的重要环节是卧地。
  在四季游牧的过程中,选择草场要根据牲畜的不同特性,一般是绵羊、山羊、马群选择长有菅草、苇子、山荒草、蒿草等的草场。牛和骆驼要选择茂盛的带刺的高草。
  蒙古族走敖特尔习俗
  
  在一般情况下,游牧在每季相对固定的时间内搬迁。如遇自然灾害则采取临时走场,即走敖特尔的方式。“敖特尔”汉语的意思就是迁徙,走敖特尔分为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近距离走敖特尔是在自己所属的地域内选择较好的草场。远距离走敖特尔是到较远的地方借用他乡的草场。走敖特尔时间的长短根据自然灾害的轻重、牲畜的膘情而定。
  四季游牧、走敖特尔的风俗禁忌
  
  一般在选定四季营地后要先做记号;选择依山且开阔的地方,特别忌讳在岔道、牲畜走出的小径或旧包址上搭盖蒙古包;搬迁走场时要选择吉祥的日子;蒙古民族认为,每月初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是对人畜都有利的吉日,宜搬迁;在搬迁时特别注重方向,拆盖蒙古包时要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拆盖、搬迁;搬迁时要移动火撑子的三块石头,如搬迁至他乡则要带走火撑子的一块石头,认为火撑子的三块石头是一个家族香火的开端。
  “逐水草而迁徙” 这句话是人们经常描述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被不少人误解为“简单”、“原始”,实际上,在干旱少雨、大部分土地相对贫瘠的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下,迁徙本身是一种建设,是协调人、自然与牲畜三者关系的自然法则,是文明人类所发现的重要哲理之一。

忻州同心网客户端温馨提示,您阅读的文章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70226646-1.htm。。

全文链接:蒙古族四季游牧及走敖特尔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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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后感: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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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9 02:02:16 | 显示全部楼层

2019年05月09日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参与贴


今天我第4个参与“同心共读之民族宗教”活动,获得了5 同心币!
今日我阅读的经典是:

《宗教事务条例》是我国宗教事务方面第一部综合行政法规,实施10年来,对于促进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需要对条例作适当修改,回应新问题、解决老问题。作为宗教法治工作的一名新兵,有幸参与其中,责任与压力同在,担当与付出并进。

首先是普法。由于之前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法律训练,法律知识欠缺,法治观念不强,通过参与条例的修订,丰富了法律知识,提升了法律素养,最为关键的是树立了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以前的惯性思维都是遇到问题想文件,碰到难处找政策。经过这次历练,遇到棘手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法律上是否有规定。

其次是修法。有了法律意识,还要付诸实践。宗教工作复杂敏感,涉及到广大的信教群众,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石是法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条例的修订工作显得格外重要。结合自己业务所长,认真思索,深入研究,努力把实际工作与法律条文的修订结合在一起,力争做到有的放矢,将宗教工作的理念“保护、管理、引导、服务”八字方针融入到条例的修订中去。关于保护,进一步明晰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地位、财产所有权等,防止寺庙“被承包”、“被上市”,合法权益被侵占;关于管理,主要是规范佛教发展中的乱象,比如烧高香、无序放生、违法修建大型露天佛像、滥建寺庙等;关于引导,主要是为佛教界创造条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结合各宗教教理教义,回应时代呼声,因应历史潮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与融通;关于服务,主要为佛教健康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享受到其他社会组织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待遇,如给予宗教活动场所用水、用电的优惠,为宗教教职人员解决社保问题等。

最后是守法。通过参与法律修订,牢固树立了法治意识,对于今后的业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即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为依据;同时,对于政府来说,就是要约束和限制政府的行为,划清政府管理与宗教内部事务的界限,不越权、不擅权、不越位。

“不二法门”本身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修行成就的独一无二的路径、方法。借用到宗教工作来说,坚持法治化的方向,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宗教事务,应该是宗教工作的“不二法门”。法治工作永远在路上,我愿意做一个铺路石,为宗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添一块砖,铺一块瓦。


。。

全文链接:《宗教事务条例》之学法与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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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后感: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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