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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

  胡厥文

  民建领导人胡厥文曾说过,“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胡厥文说:“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三、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民主党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针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能和腐化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人心。”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45年的旧政协会议制定的和平建国方案较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确保私有制,实行经济民主、消灭贫富悬殊;在军事上军权属于国家;在外交上保障领土与主权完整、兼亲美苏。他们还欢欣鼓舞地公开宣布,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决不进行争夺政权的行动。

  闻一多先生

  中国的问题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决,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蒋介石于7月初又发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枪杀;10月27日,国民党以勾结“共匪”为由,蛮横无理地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予取缔。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李济深,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面前,在其加紧对民主党派迫害的严酷事实面前,在国共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政治现实面前,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不断靠近共产党而远离国民党。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的领袖们深刻反省: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

  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运,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张澜

  张澜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四、何香凝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民主党派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民主”思想。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是民主,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民盟的最高纲领是造就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建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中心的“民有、民治、民享”国家,民进的主要任务为“发扬民主精神,促进中国政治之实现”,九三学社的奋斗目标是“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其它民主党派政纲也都或以“实施民主政治”或以“实行民主建国”作为主要内容。

  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而且动辄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千方百计予以瓦解。

  共产党从来就将民主党派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主张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为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战斗的人都团结。坚持求同存异;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击退顽固势力;既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同他们搞好合作,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倡导民主联合政府,促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共产党真心帮助民主党派走出困境,推动帮助或直接指导建立组织,双方关系不断发展、拓宽和深化。

  共产党着眼民主党派的革命潜能,着力寻找彼此认同的价值指向,使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政治原则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访谈、聚会、座谈、祝寿、以宣言和声明等互相声援、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援。在旧政协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在这种合作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诲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黄炎培

  黄炎培在日记中曾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经常接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以一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立,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1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联合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1946年4月,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何香凝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宋庆龄

  宋庆龄说:“国民党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民主党派普遍萌生了对国民党的失望,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景。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一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他们中许多人与共产党人联系亲密,关键时刻发挥“扳道岔”作用;他们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难时刻起着“警世钟”影响。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先后牺牲的烈士有90人,农工民主党也有100多人,新中国的诞生有他们的贡献,五星红旗上有他们的血迹。

  1939年9月,民主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合法、公开的政治舞台,与共产党携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但国民党出尔反尔、无疾而终。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好转,但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溃烂。国民党政府为蒙蔽国际视听,缓和国内危机,再次打出“宪政”旗号,摆出“即行宪政”的骗局。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又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 维护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为战后人民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从1946年到1947年5月,民主党派支持和参加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成为这个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1945年7月,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颇有感触认为“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共产党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伪国大,拒绝投入国民党怀抱,稳稳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五一口号”。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电,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

  1948年5月5日,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当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国何去何从仍处于决战阶段,这确是不容易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终于汇流,这是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48年12月,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民主党派经过了17年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实质比较,走出了他们的困惑期,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基础,一致宣布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治格局最终形成。这是民主党派一次脱胎换骨的飞跃。

  1949年2月,前往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轮船上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五、周恩来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先后有几百个政党亮相,许多政党都被历史淘汰。民主党派在是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最终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四分五裂、积贫羸弱走向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壮美画卷。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然而然。正如周恩来所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什么是领导?毛泽东诠释“领导是带路的意思。”

  何香凝与毛泽东在一起。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建领导人孙起孟1986年11月针对国内外有些人的各种错误看法,特别强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把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混为一谈。”“那种认为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然意味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下级与上级的组织领导关系,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然不存在着这种组织领导关系,民主党派就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主观想法。”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实践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社会,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共产党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与张力。

  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多党合作这个政治格局必须稳定;中国的社会要和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必须和谐。

  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发布时间:2020-10-12 15:40:51 来源:中央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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