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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伟:社会政策史研究要有整体性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政策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政府政策,其实施对增进民生福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因此,社会政策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板块。近年来,社会政策史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路径日益多样化。研究者们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从关注社会政策组成要素各自的模式到探索组成要素各自模式的具体实践形态,较为深刻地展现了社会政策的多重面向、实践逻辑。

  社会救助是社会政策中兜底的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安全网,对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救助事业逐步发展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冬梅所著《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以下简称《70年社会救助研究》)于202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社会救助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是著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救助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研究”的结项成果。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困难群体的情形与特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社会救助功能、方式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预防性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的支持作用,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救助的制度与实践,以及新中国社会救助的绩效与经验等,《70年社会救助研究》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的面貌,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多维度地体现了著者研究视域的整体性。

  整体性“通常是指事物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或系统性”。就历史研究来说,整体性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宏观性,即重视对历史逻辑的思考;二是全面性,即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面相;三是系统性,即不把研究对象看作孤立的内容,而是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统一整体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整体性是历史研究者一贯秉持的准则,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性考察或规律性探讨,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优势。《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从研究视野、逻辑与方法等方面努力展现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总体看来,该书不仅在推动社会救助史的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对推进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社会政策史研究要有宏观的历史视野

  改革开放后,包括社会救助史在内的社会政策史研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的。《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从两方面展现了研究者的宏观历史视野:

  第一,《70年社会救助研究》关注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历史性。作者开篇就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溯源:“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救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无论人类社会处于那个发展阶段,自然灾害的发生、先天生物性因素的差异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的相对贫困都是存在的。”接着将时间逐步推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就展示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承接性、创新性。通观《70年社会救助研究》全书,历史整体性的关照还体现在各部分内容中。毛泽东曾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事实上道出了把握历史研究整体性的路径。在《70年社会救助研究》的五部分内容中,著者都循着这样的路径,首先将其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例如,在著作第四章“社会救助制度与运行”的写作中,著者对“1949-1956年‘综合治理式’社会救助制度与运行”这一节的处理,首先是对社会救助制度形成过程的考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的,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原因—过程—结果”的历史逻辑和发展理路。

  第二,《70年社会救助研究》也关注资鉴性的现实关怀,将古今贯通。中国史学历来注重历史对现实的资鉴功能,“作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对象的国史研究除其具有史学的一般规律性,更有其特殊性,尤应注重资鉴当世之功能”。社会政策史研究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密切相关,涵盖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其研究的现实资鉴性更是明鲜。

  《70年社会救助研究》首先在“绪论”部分阐释选题缘起时,把现实意义放在学术价值之前,突出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救助史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救助工作和社会建设事业提供重要借鉴”的应用价值。在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各时期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运行时,也非常注重总结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和社会救助举措的基本经验。例如,在对1957-1977年城市社会救助运行进行分析时,认为“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财政实力,可以单方面给与弱势群体数量可观的款物,但长远来说,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在这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帮助弱势群体就业的做法是有参考价值的。”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著者更专门从思想指导、物质支持、政府主导作用、组织系统构建、综合治理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经验,梳理出70年社会救助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二、社会政策史研究要构建辩证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着联系;联系是事物及其内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普遍联系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考察的。”

  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因果联系则是事物普遍联系中的重要一种。因果之间既有先行后续,又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研究任何事物,只有置之于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正确把握其因果联系,才能反应其真实面貌。《70年社会救助研究》循着社会救助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因果链条,从“背景—认识—制度—实践—经验”五个层面构建了课题的结构体系。著者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的国情与困难群体的状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其次对党和政府基于各时期的国情与困难群体状况与影响而得出的关于社会救助问题的认识予以了考察,再次,对党和政府基于各时期对社会救助认识而建构的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运行予以了研究,最后对各时期党和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经验进行了思考。国情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结果导向是制度与实践的产生,经验又来源于实践。这样,著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构建的全面结构体系,使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建构与运行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

  三、社会政策史研究要顾及理论的系统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反对孤立、片面地观察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和问题。这就是说整体性原则要求学术研究要有系统思维。这对于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启示是,考察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政策的任何一方面内容,除了对这部分内容本身要进行全方位把握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它置于社会政策乃至社会建设的大范围中去考量。换句话说,社会救助研究不能拘泥于社会救助自身,不能就社会救助言社会救助,还需要有更为宽泛的系统性研究视野。只有跳出社会救助看社会救助,才能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对社会救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才能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目前,社会政策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运用系统性思维,以改变传统单一的研究模式和历史研究中那种割裂整体、过于细化的“碎片化”研究取向。但就事论事的研究大量存在,以往对社会救助的研究亦如此,很少将社会救助放在社会政策大系统中考查。《70年社会救助研究》则专门用一章考察了新中国70年各时期预防性社会政策及其对社会救助的支持作用,这是在包括社会救助史在内的社会政策史研究中鲜有的创新。

  社会政策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一般来说,社会政策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服务,以及针对家庭需求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对老、幼、病、残者的福利服务。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有着重要的支撑功能。《70年社会救助研究》用不同路径和表现手法呈现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不同的支撑作用:首先具体阐释了公益性教育制度、普惠性医保制度、广就业泛福利制度对改革开放前预防困难群体出现、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重大作用和对当时社会救助的支撑功能;其次,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了改革开放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如何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对社会救助发挥不同支持作用。让我们在对比中、从一个角度理解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社会救助在社会政策体系中仅仅扮演“补漏拾遗”的“小角色”,而改革开放后社会救助制度成为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的、保民生和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

  总之,《70年社会救助研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70多年来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全面考论了新中国70年来关于社会救助的认识、制度、实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的得失,思考了其发展经验,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如何创新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是作者多年对社会政策史研究视野、方法与路径深入思考的结晶,为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创新做出了有益探索。诚然,《70年社会救助研究》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之处:在资料运用上,如果能够补充一些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资料显然会使行文更鲜活;在内容安排上,在宏观梳理之外,多增加一些个案研究,内容必将更充实;在观点提炼上,个别论点的表述和论证尚有进一步斟酌、打磨的必要。

  今天,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政策研究,将会随着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2月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要“坚决履行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治责任,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切实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坚决打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攻坚战。”在社会救助等民生保障制度担当关涉全面小康等重要“政治责任”的情况下,社会政策史研究自然也需要不断发展、深化,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直接而有益的借鉴。

  (作者:朱志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发布时间:2020-09-02 10:46:12 来源:中央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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