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霆：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与张治中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多年的民主革命，始终不能确立一个牢固的政权，他意识到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手里没军队。1923年，蒋介石到苏联考察，苏联人提醒没有自己的军队光靠人家的旧军队是靠不住的。于是，黄埔军校应运而生。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是仿苏联红军军校的经验，党代表由廖仲恺出任是众望所归。可政治部主任职务一开始就是难产。最先提议的是吴稚晖，可吴稚晖因为反感中共而拒绝，后戴季陶出任几天后觉得不能协调各方矛盾便自己辞职。后又换的人选（邵元冲）也不能胜任。周恩来是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同时在黄埔兼任政治教官，后经苏联顾问和张申府推荐出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初，孙中山筹办军校时，蒋介石就聘请张治中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张治中当时在桂军军校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25年初才到黄埔军校正式就职。1925年，革命军东征，张治中代理总队长职务，同时兼任第二师和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新到伊始，张治中就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担任了各种重要职务，终其原因也有出身保定，和蒋介石比较倚重保定同学校友有关。

　　张治中到黄埔以后虽然工作的环境比较生疏，可很多上司部下并不陌生。有天早上，张治中对入伍生训话完毕，却发现队伍旁边有一名穿戴整齐、两脚始终并拢立正的军官，初见就觉此人气宇不凡。解散队伍后张治中大步走了过去，同时，这位军官也大步迎了过来举手敬礼。然后自我介绍说：“您好，我是周恩来。”张治中听完介绍，很高兴地说道：“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去拜会，向您讨教政治工作的经验。”周恩来说：“您太谦虚，您的经验比我多，我应该向您学习。您刚才对学员讲的吃苦精神很好，自己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没有吃过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有经验有教养的军官仅仅在课堂里是培养不出来的。”两人边说边走。张治中沉思了一会很感慨地说：“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让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终身不要忘记，青年人只有尝尽心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张先生说得很对，您比我长八岁，是我的老大哥啊……”。多年后，张治中把慈母的这句遗教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悬挂在安徽故里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自此，周恩来和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来往密切。张治中曾经这样说过：“黄埔军校成立，我便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从开始筹建起就有很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内部分为左中右三派，张治中因为保定军校的关系，因为他的才华，因为他对于蒋介石的无限忠诚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张治中本人早年的奔波蹉跎，始终没有遇到过像蒋介石这样的赏识重用。从士为知己者死的朴索感情出发互为因果地奠定了这种很密切的关系。但周恩来却是在另一个方面，即政治素养、人格品德之处对张治中的思想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国共两党的血雨腥风中，张治中对中共始终是温和友好的，因为周恩来的博学多才、风度儒雅和周恩来结下了终身之交。

　　对于军校中的左右派的斗争，从原则上来说，张治中是不同意的，从感情上来说更是难于接受。他说：“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到了1925年夏天，张治中由中间偏左完全发展到同情共产党甚至站在共产党这边了，思想是越来越“左倾”，语言是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怀疑。蒋介石曾经问过部下：“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员？”而此时的张治中本人也正在考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和1926年冬春之际，张治中由于自己的言论和态度已经被国民党右派称为“红色教官”“赤色分子”，后又把他与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一起列为“黄埔四凶”。就在这时，张治中正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申请。其实，作为张治中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来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可以理解的，1922年到1923年，张治中本人曾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而这所大学实际上是中共培养干部的摇篮，很多声名赫赫的共产党人诸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都曾在这儿工作过，张治中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同时也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影响。后在黄埔又和周恩来朝夕相处，更加深了对中共的理解。所以，他向周恩来提出申请是毫不奇怪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却回绝了他。周恩来既和蔼亲切又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兄，我们中共非常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此时你入党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今后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张治中六十岁总结》）。

　　张治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带着家人去广州疗养的时候，指着太平餐厅对他的孙子说：“几年前，我和你恩来爷爷还一起吃过烤乳鸽呢，那也是他们办婚礼的地方。”几十年后，邓颖超在张治中家里对他的大女儿张素我说：“你父亲可有意思了，能闹，我和恩来在广州结婚，他和陈赓一起轮番敬酒劝酒，使他最后醉倒。你父亲还一定要我站在小凳子上讲几句话，学学街头演讲的样子。”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这次事件导致国民党右派被打压，一贯以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乘机拿到了肃清右派的成果。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与中共终于扯开面纱，把共产党人赶出了第一军，保证了自己对第一军的绝对控制。欧阳格代任舰长，把中山舰开到黄埔，让张治中、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上舰议事。张治中留了一个心眼，回话说“有要务处理暂不能离校”。后来《张治中回忆录》写道：“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高语罕、邓演达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邀登舰谈话，蒋介石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1926年6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北伐。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负责北伐军的人事编制事务。张治中借机推荐周恩来出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职务，遭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又通过张治中通气让周恩来出任财经主任，遭周恩来拒绝。

　　1927年，“四一二”以前，张治中对未来时局的巨变已有预感，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动手。他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这年4月初他在武汉见到了陈赓。陈赓说是手头紧，要去上海，没有路费。张治中马上给他提供了旅费而且一再嘱托注意安全，到了上海代为问候，请周恩来事事谨慎，行动上务必小心。

　　此后的几十年，虽说两党斗争甚为激烈，兵戎相对，但张治中始终秉持着温和的态度，始终不对共产党开枪，并为此退守任职于军校校长达十年。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去世，周恩来提出一定要搞个告别仪式，周恩来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落寞与孤独。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颠沛流离时的对手和朋友，最终先他而去，静默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