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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名字背后的传奇朱德

2018-9-14 18:19| 发布者: 爱忻州| 查看: 448| 评论: 0

摘要:   人如其名,德行天下。朱德,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这位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狗娃子、代珍、玉阶、存铭、建德、王楷等这一个个名字成为他人生旅途的一个个印记。鲜为人知 ...

  人如其名,德行天下。朱德,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这位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狗娃子、代珍、玉阶、存铭、建德、王楷等这一个个名字成为他人生旅途的一个个印记。鲜为人知的是,“朱德”二字竟是他当年进陆军讲武堂时冒籍报考更改的名字,他没想到这个名字跟随了自己一辈子……

  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众所周知。而他的祖籍实为广东韶关却鲜为人知。“在地上爬着长大”。的“狗娃子”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老母离世时“端一碗水给她喝”

  1886年12月的第一天(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琳琅山西麓的李家湾。朱家迁至仪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原来,朱德的祖上是广东韶关县的客籍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骤减,土地抛荒增多。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鼓励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迁移至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史称“湖广填四川”。朱家就是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从广东韶关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

  “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这是朱家族谱中的辈分28字韵文。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名叫朝星。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时,尚有老业田30挑,按1亩约5挑算,朱家田地面积还有约6亩。朱德的祖父是“邦”字辈,名叫邦俊,排行第三。朱家到了“邦”字辈,人丁兴旺,兄弟邦楷、邦举、邦俊、邦兴、邦久平分祖上传下来的老业田,每人分到的一点田地已不能维持生计。

1952年,毛泽东、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于是,在1882年,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钱作为资金,领着一家搬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李家湾的地方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种。朱家世代务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字云阶)、二哥朱代凤(字吉阶),姐姐朱秋香,加上自己共有12口人。朱家落户在仪陇,算到朱德这辈已是第6代了。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中特别受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怕专捉小孩的“鬼魂”将他的生命夺走,便以动物名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给家中的3个孙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习俗,三兄弟有时也被称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后来,朱德成为开国元勋后,回到家乡,还有老人讲:“哦!是那个狗娃子回来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有十几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6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的纺线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朱德四五岁时,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后来,朱德离家参加革命,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只是后来在泸州期间与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母亲。关注故乡的一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当从来山西投奔革命的的外甥那里得知情况后,朱德非常挂念年迈的母亲。在抗日战线的山西洪洞县,他悄悄地写信向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龄求助:“……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随四十一军来晋……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200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复我。”

  戴与龄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家里。

  这封信现存国家博物馆。片纸情深,满纸质朴的语言,饱含孩子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彰显出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

  钟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但她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唯一之所求就是在余生之年能见上儿子一面,可因为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未能如愿。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86岁高龄的钟氏临终时,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儿朱德,叫孙儿、孙媳们将自己抬到堂屋安放好,立即抹澡、梳头、包寿帕、穿寿衣、鞋。嘱咐后辈,不要把她葬入早已修好的“山”中(墓室),而是葬在屋后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不修坟头、不立墓碑,以防反动派挖坟下毒手。孙儿、孙媳皆遵嘱安葬钟氏。

  噩耗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化成一股力量,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动确实实践了这一诺言。

1951年,朱德、康克清和弟弟朱泰阶在北京中南海永福堂

  朱德6岁时,入读本姓家族办的私塾,塾师按排行给他取名代珍。移居大湾后。伯父送他进席家砭私塾。先生给他取学名“玉阶”,意取“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1892年,朱德6岁那年,老人把他们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

  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为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称他为“丁阎王”。私塾先生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这个先生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费钱财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在丁家私塾读了不久,朱家实在负担不起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于是让两个大孩子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龄小,又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还开始学作对联。他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穿草鞋的孩子不但会种田,还会读书,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读得多!于是,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代珍这孩子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

  当时,旱灾严重地困扰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1895年。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除夕夜。不时传来一阵阵的鞭炮声,那是“丁阎王”在丁家大院里关着大门尽情欢乐。此时,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这年最后一个寒夜。而此时“丁阎王”家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租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这里!”

  农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飘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山道上四处奔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们奔波了一天,毫无着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全家人计议到半夜,认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人家借钱赎回祖屋,分居两处各谋生路。于是,决定朱世林夫妇带着孩子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朱家大湾,在老祖屋附近佃租土地。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9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随伯父移居大湾的一年以后,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8里地的席家砭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8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是一位很有见地、又很有骨气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拜见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我给你起个学名‘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你看如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在席先生的指导下,朱德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极得席先生的赞赏。

  在朱德眼里,席先生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8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孩子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要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意识。

1955年9月27日,朱德接受毛泽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

  初次进城,“朱存铭”对那里的一切感到新鲜,更想知道小城外的世界。大山难遮男儿志,救国志坚的“朱建德”最终选择投笔从戎。于是,一别故里就是半个多世纪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里,凑了一吊钱,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报名时,他改用“朱存铭”的名字。经过几场笔试。顺利地通过了县试。

  这年秋,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便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得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顺庆府中学堂旧址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日”、“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为了鞭策自己学业上有建树,品德上有造诣,在新学堂如愿以偿,朱德自己改名为“朱建德”。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集聚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习。

朱德与彭德怀合影

  朱德等人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有人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一时间,学生从原来的12人增加到工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电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70多天的“小长征”中,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内涵。考试成绩优秀却还是落第,便更名“朱德”并冒籍报考,哪知“模范朱”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 。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合影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春节过后,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龙井街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同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别人还告诉他们:陆军讲武堂主要是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邓小平、朱德、贺龙合影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两个月,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填的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围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说,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1911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召开大会,主席台上方挂着“云南陆军进武堂特别班毕业典礼”会标。100余名特别班学员肃立于礼堂中央。台上列坐着云南显赫人物: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他的僚属;新军十九镇的统制、协统、标统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逐次点呼学员领取毕业证书。

  “特别班毕业生金汉鼎!”李根源刚喊出口,金汉鼎上台,接过毕业证书后退回原位。……

  “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应:“在!”并以挺拔有力的标准军人仪态走向主席台。

  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声对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说:“这位就是讲武堂学员中有名的‘模范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仪陇人。”蔡锷赞许地点了点头。

  朱德从李根源手中接过毕业证时,李根源笑了笑,讲:“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你们可要知道,他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从四川步行数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曾耳闻过朱德有关情况的蔡锷一听李根源的介绍,喜上眉梢,骤然更是对朱德产生了好感:“看得出来,朱德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逼人的气魄和潜力,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也夸奖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

  “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毕业典礼结束时,蔡锷还特别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自此,朱德怀着救国救民的志愿,走向滇军,走向德国,走向共产党……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曾化名王楷,系从他的字“玉阶”省笔画、换偏旁而来(阶的繁体字是“階”)。除了名字的更迭外,朱德一生还拥有许多他人给自己所取的绰号,如上文提及的“模范朱”以及在南昌起义后敌军枪口指向他的胸膛逼问“你是什么人、朱德在哪”时,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我是伙夫头,不晓得啥子朱德。”这个“伙夫头”成了他给自己取的绰号。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或“朱老总”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里,那些妄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曾诬陷他是“黑司令”。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曾恰如其分地赋予朱德“红军之父”的称谓。这位“朴素浑如田舍翁”作为开开国元帅,还有“共和国第一元帅”的美称……

  一个个名字或绰号,都是开国元勋朱德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个传奇的印记。他的思想、品格在中国人民中受着毋庸置疑的尊敬和爱戴,正如周恩来所言,他的革命经历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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